罗威廉｜美国清史研究中的“社会史革命”
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清史研究开始出现一种转变，这种转变被柯文精炼概括为“在中国发现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一时期研究者开始反思并欲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这一思路中解放出来，1970年代之前的研究议题假定对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历史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有利于西方人理解自身，但从1970年代开始，清史研究者开始否定这样的假定。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再被当作一种工具，而是承认它自身具有的重要性。研究的兴趣现在开始集中到清朝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社会动态等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清史学者坚定地拒绝了在西方冲击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停滞的这一观点。停滞论的重要性虽然并没有被完全否定，但是不再是清史研究中唯一重要的叙述方式。对一些研究者来说，西方的影响只是表象的。
在英文学术界中，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先驱是1950、1960年代一些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并移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他们的著作包括张仲礼（1920—，华盛顿大学博士）[1]1955年出版的《中国绅士》，以及1962年出版的《中国绅士的收入》，这些书解释了绅士阶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所拥有的内在复杂性。萧公权（1897—1981，康奈尔大学博士）在1960年发表了《中国乡村》，详细讨论了清朝的保甲和乡约等社会控制制度的功能及其失调。何炳棣（1917—2012，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除了对盐商（他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和会馆的开创性研究外，还出版了《明初以降的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和《明清社会史论》。后者不只是研究了清朝科举制度，还从科举出发分析了社会流动的模式。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是，这些社会史研究先驱没有一个是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些著作中，也只有何炳棣的人口研究被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刊》出版。
尽管美国年轻一代的清史研究者阅读并推崇这些著作，但公平地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著作代表了清史研究的革命。直到两位学者的著作宣告了这一革命的开始。一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他于1966年出版了《大门口的陌生人》，通过讨论鸦片战争对珠三角当地居民的影响，发现新力量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与该书的内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为该书所设计的新颖选题，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代美国学生，都被该书前言中的宣言“让我们进入地方史”所鼓舞。与魏斐德的著作相似，孔飞力1970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同样引人注目，该书以19世纪的团练为研究对象，但却超越了轻轻松松的制度分析，并对那时候占主导地位的认为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的思考方式提出了挑战。孔飞力直接质疑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疆界，并提出一个新问题来判断这一边界，即中央政权的代理人与新出现的“地方精英”在地方社会中所发生的权力平衡的转换。
很多因素影响美国的清史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转向社会史研究。第一个因素是战后历史学关心的话题更加广泛。战后的哈佛时代与美国亚洲研究组织向地区性研究机构转变这一形势相一致，这拓宽了研究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的学者的研究领域，但却减弱了他们与其他地域历史学者的联系。与此同时，西方历史学者——大部分是那些研究法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杰出学者——开始引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即不太重视英雄人物和大事件的作用，而是关注潜在的“长期”演变的“结构”和“心态”，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在阅读到这些研究后，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在法国新社会史旗帜性刊物《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zations）上发文。一些著作，比如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的《朗格多克的农民》、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名著《奶酪与蛆虫》等，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或几代的美国清史学者。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学者与东亚其他中国史研究者对话的增加，费正清总是督促他的学生学习日本的中国史学者所撰写的著作，但是他们往往是与费正清在政治史、制度史和更小范围的思想文化史上拥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1970年代的美国学者注意到日本汉学家的研究，特别是（但也不完全是）提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东京学派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包括仁井田陞、正敏田中、重田德以及更为折中的斯波义信），这些数十年来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在麦卡锡时代没有得到重视，因此美国学者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迎头赶上。1980年代中国对美国学者的开放带来了另外一种认识上的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以资料为驱动力的、具有高质量的由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这些中国学者包括李文治、傅衣凌、彭泽益、韦庆远等，他们长期被美国学者所忽视，因为这些美国学者很难读懂这些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修辞。而现在年轻一代的美国和中国的清史学者则更能够积极地分享各自的研究计划。
除了与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接触之外，第三个促使美国汉学界向社会史转变的因素是新的档案资料的开放。费正清和他的学生在使用清朝档案方面走在前列，但是这些档案几乎都是已经汇编好或已经出版的，或者是被编者自己结为文集，或者是由中国的历史学者收集成册。美国学者直接使用中国的档案资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开放清朝档案。当国民党政府在1940年代晚期退守台湾时，它尽可能多地带走了清朝的档案，相对于存放于北京的整个档案，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部分档案都是精华。尽管这些档案来源多样，但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涵盖了18—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朱批奏折”。美国学者中与这批珍贵史料的关键对话者是耶鲁大学的白彬菊，她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紧密合作，组织和出版了这些奏折汇编，并且在1970年代教授了数批美国研究者怎么使用它们。这些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地方督抚与皇帝对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进行沟通所书写的通信，上述材料对叙述政治和行政史尤为有用（包含了新的细节）。基于这些奏折的代表性研究包括白彬菊对军机处的研究，曾小萍对耗羡归公财政改革的研究，盖博坚对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研究。但是，通过仔细地阅读这些档案，会发现它们同样有利于社会史的研究，因为它们提供了之前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提供的关于认识普通民众生活经历的材料。最有名的两部专著是韩书瑞的《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和《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这两本书均基于大量被抓捕者的口供，这些口供是经地方管理者整理后汇报给皇帝的，很难说没有经过处理，但是相对于我们之前对于清朝底层群体的声音的了解，这显然更近了一步。
第二阶段是随着1980年代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位于故宫的“一史馆”向西方研究者的公开。如果说台湾的档案是冰山一角的话，“一史馆”的档案就是冰山本身。在“一史馆”所馆藏的众多档案中，最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题本，报告给清朝中央机构的都被认为是重要的事情，比如当地的天气、收成、城墙维修的费用，等等。题本根据六部进行组织，每一个部的题本处理一类事务。对社会史学者来说，最有用的是刑科题本，因为它们包含来自地方的数之不尽的关于命案的详细报告。尽管主题都是命案，但正如中国学者刘永成已经显示出的创造性一样，这些题本可以用来获取社会史学者所感兴趣的大量数据，比如关于农村的租佃合约、雇佣关系。美国的清史学者热切地跟进这一研究形势。
第三阶段是县级档案的发现和利用。大部分外国学者一直认为经过战争和20世纪早期各种破坏性事件后，没有系统的地方档案被保留下来，直到1980年代四川重庆巴县档案被发现，才意识到部分地方档案近乎奇迹般地被完整保存了下来。这批档案包括数以千计的刑事案件的完整文件、土地清丈以及其他的文件。这些地方档案使得美国学者在租佃合约、地方的诉讼实践、胥吏的心态和活动、地方的性别规范和对它们的侵犯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最著名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和他的学生们。）与此同时，对其他高度地方化的非政府性质的档案收集，再结合地方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也为理解商业组织、亲属关系以及清朝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提供了新途径。
展示美国清史研究进步过程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对终结清朝及其帝国制度的辛亥革命的研究。美国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辛亥革命的专题论文出现在1925年，该论文是关于中国“国父”孙中山的圣人传。当美国的学者后知后觉注意到不是某一个英雄人物（正如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促成了革命后，我们的视野扩大但仍局限于孙中山周围的职业革命家圈子，比如黄兴、宋教仁等。随后，学者的注意力转向更年轻的与孙中山联系不那么紧密的革命家，比如邹容和秋瑾等，以及对革命有可能起到帮助的改革者，如梁启超，他并不公然地支持革命。但是直到美国学者开始研究地方社会之后，才开始对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历史不是伟大人物的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故事），而是关于一群有着相互利益冲突的联系松散的地方势力的故事。关于这些研究中最有理论建构的研究是周锡瑞对湖南和湖北的研究，该研究认为革命的引擎是他称为“城市改革精英”的群体，他们是支持现代化和善待商业等一系列事件中的主要力量，他们使得由于混乱而产生的民粹主义势力难以生存。周锡瑞认为，城市改革精英并不是马克思认为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规模的工业资本家、新兴的白领专业人士、传统商人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某些进步势力的混合体。
从这一意义上，周锡瑞的著作与同时期的其他论著一起共同推动了清史研究中新社会史的主要问题，即研究“地方精英”。相对于“绅士”，这一概念更受青睐，它强调了这一地方群体的权力建立在资产和科举功名的基础上——后者是第二位重要的。从孔飞力对19世纪中期精英主导的地方军事化的研究开始（在198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前言中，孔飞力认为这一过程也许实际上在半个世纪之前即已出现，即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而发起的动员），一代的美国青年学者致力于研究某些特定地区的精英行为。这些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是冉玫烁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精英能动主义”的研究。作为对孔飞力之问“现代历史的边界”的回应，冉玫烁仔细地描绘政府之外的精英针对世纪中期的大叛乱，首先是组织起来重建地方的基础设施，然后随着《申报》和其他报纸的出现，他们开始与其他地区的能动主义者互动（特别是在1870年代华北大饥荒的时候）去扩展他们的组织活动以救济他们家乡之外地区的困难，最终他们确信他们可以比衰弱的清政府更好地制定和执行国家的政策，即清政府逐渐被认为是多余和无效的。这就是辛亥革命真正的长期起源。
冉玫烁在这一著作中也做了一个尝试，这一尝试证明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包括但也不仅仅是清史研究——非常重要：她将这些地方精英的竞技场命名为“公共领域”。“公”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无处不在，冉玫烁描述了相对于“私”和“官”，“公”是集体行动范围的扩张。包括笔者在内的其他学者，研究了这一有力概念所具有的更为广泛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对早期近代欧洲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等概念的关系。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研究在1990年代成为世界范围内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科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学生的学术时尚。由于苏联的解体，它们似乎具有强大的当代意义。但是，在清史学者中，这些概念不仅引发了广泛的兴趣，也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一些批评，比如魏斐德发现这些概念是刚愎自用的产物，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政府总是足够强大，以致任何类似于西方“公民社会”的组织难以出现；其他人，比如黄宗智声称，在清朝，在国家和私人之间，存在着“第三领域”（third realm），但是他用了一个从欧洲历史引申出的概念来命名它，这一概念比它揭示的内容更为模糊。
社会史革命引发了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中的空间和时间概念认识的巨大改变。人类学家施坚雅在他1964、1965年的系列论文和1977年主编的书中，基于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和地区分析理论，直接挑战了我们对空间组织的理解。在对大部分历史问题进行研究之后，他指出，研究中国最合适的分析单位不是将中国当作一个整体，也不是省，而是“地形学上的大区”（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基于他对商品、人口和信息实际流动的分析，他发现近代晚期中国分为九或十个大区，大区内有排水系统，以自然的河岸作为边界，包括离散地嵌套于中心的层级结构。每个层级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七级，处于中心的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大都市，逐渐延伸到最外缘的周期性集市。
施坚雅说明了他所提出的研究框架的若干应用。这些应用中的一个是，每一个大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衰落周期都是独立的，并不必然是同步的，有时经常是相邻的大区呈现相反的发展方向，因此，如果长江下游相对于华北在衰落，即声称整个帝国都在衰落就没有什么道理。他也认为，在空间层级的较底端，村庄组织不是“一盘散沙”，它们实际上与处于“标准”市场和“中级”市场中心的更大的地方交流中心联系在一起，它的买家来源区域其实与另外一个相互重叠，这扩大了农村居民的文化视野，使得超越小的居住区，基于更大目标的动员（比如军事化）成为可能。
施坚雅的理论有一段时间内遭到激烈批判，一个事实是，他过于强调模型的解释力。但是自他的文章之后，对大部分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美国历史学者来说，接受他所推广的概念和词汇显得容易。首先，通过将他的整个模型建立在“交易”是中国人生活的基本活动这一假定之上后，研究者们激发出对鸦片战争之前非常重要的商业和城市这一领域的研究。大部分美国学者现在会同意，与之前认为西方“引入”或“引领”了中国19世纪商业活动这一陈旧观点相反，涉外贸易在清朝从来没有在贸易量和贸易价值上超过已经存在的长距离国内贸易，更不用说更大规模的跨地区贸易，进一步说，清朝到18世纪已经深度卷入了东亚的跨地区海洋贸易。一系列基于施坚雅工作的对主要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的研究，直到今天依旧势头不减。
随着社会史成为新的中心，它也为美国学者对中国过去几个世纪历史分期的争论带来了变化。最基本的一点是，新的学者几乎放弃以鸦片战争为界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至此，站在左边强调西方“帝国主义”毒害作用的学者和站在右边（或者说中间）强调“近代化”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的学者已经在一个观点上达成共识，即西方的影响，不管好与坏，是中国近期历史时期（也许是所有历史时期）唯一的压倒一切的分界点。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并没有忽视西方带来的强制变化（当然一些学者可能对此强调过多），他们现在将这些变化仅仅当作许多因素中的一种，也许对于界定我们用于分析历史变迁的时间单位来说，这些强制的变化没有那么大的决定性意义。
一项直接的行动是重新思考将“清代”作为一个独立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此前的一些历史研究被以“清史”的名称组织在一起。总的来说，西方对中国式断代史的反感使得大多数美国中国史研究并没有这么做。一个突破性的时刻是芮玛丽和她的学生史景迁于1965年在耶鲁建立“清史研究协会”，并创办通讯类杂志《清史问题》。两年之后，何炳棣在亚洲协会发表了他的主席就职演讲，题目是《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演讲中，他将清朝看作一个有凝聚力的历史实体，即使是面对汉族的爱国感情时，仍能有效应对，他认为清朝这一征服者所建立的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而清朝的统治能力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这一时期，清朝被当作一个独立时期，其他划分时期的方式在美国也有信徒，最广为接受的概念是“帝国晚期”。1985年，当《清史问题》决定更改刊名以使它显得不那么外国化（foreign-sounding），它不是选择了《清史研究》，而是选择了《中华晚期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对很多人来说，这一词汇有效地反映了“蒙元之后的历史”，它包括了明朝和清朝在内的所有时期。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一名称只反映了明朝的后半段和整个清朝。标志这一时期开放现象的是不再只叙述朝代政治状况的变化或外族入侵，而是与西方历史中“哥伦布大交换”，即欧洲对新世界的殖民相关联的社会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和欧洲，新大陆饥荒作物的引进引发了人口增长“现代”模式的加速，16世纪美洲白银的进口有助于国内贸易的加速扩张，这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商业革命”，这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一条鞭法”改革中农产品流通税增长的基础上，对中国的作用甚至超过欧洲。1977年，魏斐德总结了部分“社会史学者”向“帝国晚期”研究框架转变的状况，识别出1550年代以来的下列特征：“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互助劳动的货币化支付，某些地区贸易的发展，居民识字率的增长和乡绅规模的扩大，地方管理活动的商业化，以及由此引发的行政和政治变迁。”
但是，一些社会史学者，包括笔者，倾向于使用“近代早期”（Early Modern）这一概念来对应晚明和清朝，这个概念在西欧的历史学中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早期现代性（modernity）的社会特征在帝国晚期中国的应用也许包括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包括移民和寄寓），更加复杂的阶级结构，联络的新方式（宗族，同乡会，行会，各种拜把结盟，以及随着这些广泛兴起的各类慈善组织）。从文化上看，这一时期不仅带来更高的识字率，具有“中产阶级趣味”的公众阅读（特别是在市民当中），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市场化（比如，书面合约更为广泛的使用），对个人主义更加赏识（个人和审美），以及从更严格的思考看，一种适度“异议”的文化。尽管“近代早期”的名称获得了十分广泛的使用，但对这一概念在数之不尽的领域的应用都有直言不讳的批评。一些学者觉得这一名称在描述明清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公共领域”的真实变迁方面是失败的，认为将这一引自西方的概念应用于中国后所造成的模糊叙述比它所能揭示的内容更要多，另外一些人则担心这一概念的应用看起来是十足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目的论。但是，这一概念直到现在仍被美国的清史学者频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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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百年清史研究史·海外研究卷》，题目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该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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